《第十一夜》
晚上九時五十九分，當絕大多數屋邨住戶都已回家休息時，阿榮的工作才剛開始。
他從地下樓層的控制室取出鎖匙，推著那輛底部沾滿陳年污垢的660公升的膠質推車，走進了屋邨的B座。這條通往後樓梯的走廊，連感應燈都壞了很久，只剩下頭頂那盞忽明忽滅的白光，將他的影子拉得又長又扭曲。
阿榮戴著公司的雙層外科口罩，因應第五波的疫情，公司強調在處理住戶廢棄物時必須加強保護。口罩已經被汗水和呼吸浸得又濕又熱，緊緊貼在鼻樑上，讓這本就費力的體力活，連呼吸都成了障礙。他能感覺到口罩內部飽含著從垃圾房裡帶出來的，混雜著廚餘、消毒水和自身汗水的黏膩氣味。
他像一個寂靜的幽靈，開始了他的倒桶之旅。
「咚！」
這是阿榮將十五樓那個黑色垃圾桶拉出來時，桶底與水泥地摩擦發出的第一聲沈悶撞擊。自從疫情開始後，垃圾桶就變得格外沉重。由於大部分人居家工作或隔離，即棄的外賣餐盒、堆積如山的塑膠包裝，以及零星被丟棄的快篩試劑包裝，讓垃圾量比以往暴增了至少兩成。
他深吸一口氣——但其實只是在胸腔裡移動了污濁的熱氣——壓低身子，將身體的重量全部壓在手把上，用盡腰腹的力量將其拖進推車。他今年五十七歲，手上的老繭本是用來應付工廠的鋼鐵，如今卻被終日潮濕的垃圾水泡得發白。每次發力，他的腰椎都會傳來一陣熟悉的、尖銳的抗議聲。
最難熬的是氣味，以及伴隨氣味而來的恐懼。
他沿著樓梯間一級一級地往下走。當他拖著推車經過某一層的走廊時，走廊的燈突然亮了。一個年輕人剛下班回來，看到他，下意識地向後退了兩大步，然後迅速用手捂住了口鼻，快步衝進自己的家門。
阿榮看見了那雙眼中瞬間閃過的驚懼。那不再是單純的嫌棄，而是對病毒傳播的恐懼。清潔工人被宣傳為「抗疫英雄」，但在日常生活中，他卻是病毒風險的象徵，是那個需要被快速閃避的「移動污染源」。
他沒有說話，只是低下頭，繼續拖著他的「戰利品」。在這座城市裡，他承擔著所有污穢，卻也承受著所有人的不安與疏離。
他望向窗外，萬家燈火開始變得零星，只剩下推車輪子摩擦地面的微弱聲響。這座城市正在安睡，而它的重量，卻被疫情加碼，一分不減地壓在他的肩上。
他拖著推車，緩緩走下七樓。樓梯間的濕熱與壓迫感，讓他的呼吸變得更為急促，汗水順著雙層口罩的邊緣滴落。他低下頭，避免看到那個剛才閃避他的年輕人可能打開了家門偷看。
阿榮作為一個倒桶工人，他的工作也不只是清理住戶每天的家居垃圾。那還算是「正常」的重量和氣味。
他真正害怕的，是那些「特別清潔」任務。
他記得是在去年秋天，他被臨時調派去處理一個位於屋邨邊緣的單位。那單位剛被房屋署收回，據說是獨居的老人家在家中過世了，在消防員破門而入時，老人家已經去世多時。他沒有親人，或者應該說，沒有可以聯絡的親人，因此單位內的物品只能由外判公司負責接收。日間的「特別清潔工人」已經將所有大件傢俱——那些承載了數十年光陰的衣櫃、床架、飯桌——拆解並搬走。
留給阿榮的，是堆積在中央垃圾房裡，那些裝滿了生活瑣碎的垃圾膠袋。
那晚，阿榮必須在午夜前將這些垃圾分類好，以便盡快由食環署的垃圾車在明早收回，當中如有發現有價值的物品，他還要將那些物品報告予房署主任知悉。
當他用那雙戴著厚重勞工手套的手翻動那些遺物時，他感覺自己像個不請自來的盜墓者，正在粗暴地闖入一個他從未認識過的人的過去。
那不只是垃圾，那是一段完整人生的截圖：
有發黃的黑白照片，相中是五十年前，一個穿著西裝的年輕男子，站在皇后碼頭前，笑得意氣風發。有幾張泛紅的利是封，裡面沒有錢，只有幾張被摺疊整齊的、早已過期的六合彩票根。還有半本《三國演義》，書頁被翻得柔軟油膩，停在了「空城計」那一頁，被老人家用鉛筆劃滿了密密麻麻的註解。
最讓他心悸的，是一個空藥瓶旁邊，躺著一張醫院的覆診紙。他看不懂那些密密麻麻的病名，只知道藥物數量是「無限期」。
他感到一種巨大的沉重。這些被視為垃圾的東西，是他從未見過面的陌生人，曾經的慾望、記憶、信仰、病痛與未完成的故事。
他的手指不小心刺破了一個膠袋，一股濃烈的、混合著香燭和消毒水、塵封已久的氣味衝出來，彷彿是老人家最後一口氣留下的嘆息。
阿榮連忙後退，拿起一個打火機，點燃了一支香，插在角落的一個膠兜裡。這是清潔工之間流傳的規矩。
他低聲喃喃道：「老人家，我哋無心打攪你，唔好意思，我哋只係做嘢。你安安樂樂咁走啦，呢度嘅嘢，等我幫你清理好，唔使再掛心。」
他知道這很迷信，但這也是他面對這種個案時，唯一能為逝者做的一點尊重。
那晚，他用了兩個小時才完成分類。當他將最後一個裝有老人家假牙和助聽器的膠袋縛好時，他覺得好像是在封印了一個陌生人的一生。而獨局的他也不禁在想，或者在將來的某一天，也會有另一個清潔工人為他收拾這些物品，然後，好像就沒有然後，他不敢再往下想。
思緒回到當下。
「咚、咚、咚。」
推車的聲音將阿榮拉回了 B 座的樓梯間。他已經來到五樓。
他停下來，抹了抹額頭的汗水。他看了一眼手中那輛載滿了外賣盒和尿布的推車，又想起那個老人家被碾碎的人生。
他心想：這些垃圾，不管是昨晚的新鮮廚餘，還是去年的遺物，最終的歸宿都是同一個地方。
在這座城市裡，人們的生活可以被細分為無數的階級，但最終，他們的廢物卻平等地被拋棄給像他一樣的清潔工。
阿榮深吸一口氣，將一個個660公升的推車拖到地下中央垃圾房。這些推車一個個地排好，沒入了垃圾房的黑暗之中，他轉到垃圾房的角落，拿出了公司預備的壓縮瓶及消持液，均勻地噴灑在這些推車的周圍。這是疲情期間公司對清潔工人的額外要求。
當他鎖好中央垃圾房的大門，清潔了工具，關閉了電源，他看了看手錶，時間是十時四十五分。他必須在十一時前完成自身的消毒，趕上回家的尾班接駁小巴。
他沒有直接回家。在疫情時代，每個清潔工都發展出一套「回家儀式」。他知道，雖然他下班了，但那些看不見的風險仍緊緊跟隨著他。
他先在垃圾房後方的戶外水龍頭旁，用公司配給的漂白水，仔細清洗他的勞工靴以及他那件沾滿了污點的工作服。他將衣服脫下，小心翼翼地放入一個專門的塑膠袋中，預留給太太清晨時直接丟進家中另外預備的水桶內進行消毒，以免污染了家人的衣服。
然後，他走進了附近的員工更衣室。他摘下口罩，丟進了專門的垃圾桶。臉上那兩條被口罩勒出的紅色印記清晰可見。他用冰冷的自來水，專注地洗著自己的雙手，特別是手指甲的縫隙。他用力搓揉，直到皮膚發紅、發燙，直到他再也聞不到那股垃圾的黏膩氣味為止。然後他再取出了另一個新的口罩戴上，公司只發下了普通的外科口罩，他有聽過有其他公司會為員工準備N95等級的口罩，他知道防護能力會比較好，可是為了省下金錢，他還是接受了公司的安排。
他必須確保自己沒有把病毒——這個看不見的、潛伏在每一寸垃圾中的風險——帶回只有二十多平方米的家中。那裡有他體弱的太太。
十時五十五分。
阿榮換上自己的便服，走出控制室。屋邨內大部分燈光已經熄滅，走廊和廣場沉浸在一片只有微弱路燈的昏暗中。他感到極度的疲憊，但身體深處的肌肉仍然緊張。他掏出手機，給太太發了一條簡訊：
「收工啦。依家番。衫我會放桶入面。」
他收起手機，加快腳步走向小巴站牌。
此刻，城市正準備進入它最深沉的休息。而阿榮，這座城市沉默的承擔者，已經完成了他這個晚上的工作。
這是第十一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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